我市召开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党外人士座谈会
(二)性质和形式 为了更好地约束行政机关的规则制定权，防止其利用无章可循的制度漏洞，规避应当有的程序，就需要有硬法性质的程序规范。
(22)黄维：《行政主体理论的检视与重构》，载《行政与法》2010年第7期。(24)也有学者强调行政主体不仅包括传统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还包括作为社会公共行政主体的非政府公共组织。
由于行使公权力主体的多元化，由此引发的诉求紧张关系呈上升态势。(19) 第二，行政主体责任定位错误，因为行政管理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并不实际担责，实施侵权的行政机关只是行政赔偿的义务机关而非赔偿主体。第五，以法国、日本为例的行政诉讼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的关系、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的关系、行政机关的法律人格问题及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承担等方面都值得我国行政法学界思考。(15)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11)尽管行政机关与行政主体并非同一语义，行政机关只是行政主体的一种类别，但由此不难窥探目前我国行政组织法在学界和实务部门的千呼万唤中仍未出台，而现有的组织法过于原则，既存在理论指引缺位，也对司法实践指导乏力。
在国家机构改革背景和新公共管理模式下，行政主体日趋多元化导致行政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复杂化。同样，行政主体理论与依法行政也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本文提出以下两点改革完善的建议。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结构理论在中央和地方关系构建方面的指导作用尚显不够，对于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认识存在摇摆，对于司法权力地方化存在的理论根源挖掘不深，特别是对于事权属性与事权实现方式两者的关系认识还不到位。从审级方面来看，由于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绝大多数案件的终审权甚至再审权基本上不会出省，三级法院可以完成所有程序，而中央对于省内司法的影响便只剩下极其有限的上诉和再审这两个渠道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同级人民法院的模式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在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所有法院由全国人大设立的前提下，此处可理解为是通过宪法对地方人大的授权。但无论行政事务管理权如何划分，司法权从来都不在此列。
改革成效应当肯定，但与其他改革措施相比，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的拖后却反映了这项改革在理论准备和实践准备方面的不足。2、高级人民法院收归中央统管的可行性。
在这种背景之下，只有再建立专门管辖某类案件的联邦法院时，才会将相关的联邦司法事务从州法院中剥离出来，而未剥离的事务依然由州法院管辖。这一挑战把一个本来很清晰的问题复杂起来，甚至还误导一些学者将司法权当成地方事权。当然，州法院对因州法律发生的案件拥有排他管辖权。但由于这种授权范围涉及到除最高院以外的所有三千五百多个地方人民法院和除军事法院外的专门法院，难免过于宽泛，从而导致其制度上的正当性受到质疑，甚至中央事权的属性受到挑战。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中央和地方的共同事权主要存在于经济、服务、教育、治安管理等方面，但作为司法权的审判权和检察权既不是地方事权，也不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的共同事权。这些关于审判权的法律规定表明，地方法院在法律属性上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而不是地方的审判机关。这种权力属性与实现方式的非匹配性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中央司法事权的变通实现。上述具体操作性改革建议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是清晰的：一是坚持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不变，坚持中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二是根据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借鉴联邦制国家的司法治理的有效模式，由中央负责对较高层次的司法权的直接管理，对中级法院、基层法院实行标准和政策方面的间接管理;三是各个层次的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均应通过民主管理方式进行，而不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管理高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或者由高级法院直接管理中级和基层法院的行政事务。
尽管如此，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即使在法律已经规定了统一任命标准的情况下，到底由谁来提名法官、任命法官，都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但就当前的实际情况来说，还是先收到省级统管。
同时，可以考虑将省级统管升级为两级分管，即中央管理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省管理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以实现公正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最佳效应。但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属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是负责在本行政区划内落实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也可以说，地方法院在适用法律方面既有十足的中央属性，又有一定的地方属性。不论是未完成改革的继续推进，还是在体制改革基础上的综合配套，都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这种新型法院结构的嵌入进一步增加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复杂性。为消除事权属性与实现方式不相匹配的矛盾，突显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2018年修改的《法院组织法》吸收司法改革成果，作出了所有法院由全国人大设立的规定，为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的论断提供了法律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制度的不足，也会促进改革完善当前的同级人大产生同级法院体制。结语 凡是结构性的改革都需要比较长时间的酝酿期和建设期。在加拿大，三个高级别的法院，即最高法院、上诉法院、高等法院由联邦进行管理和保障，而最低一级的基层法院则由各省政府管理和保障。
(二)宪法规定 一个国家的司法权如何分配、属性如何，通常会体现在宪法、法院组织法以及其他宪法性法律或诉讼法的规定中。如果地方的国家审判机关以其突出的地方属性行使该项权力时，便只能把这种现象理解为中央授权，而这种中央授权从我国宪法制度建立之初就已经存在了。
前文所列举过的日本宪法、奥地利宪法以及美国宪法、阿根廷宪法等，都对司法权的属性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以此设计司法权的分配方案。(三)法官任免 由于法律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司法权又是中央事权，所以法官理当由中央任命，以确保法官心无旁骛、不偏不倚地公正司法。
中央事权—省级统管的司法体制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创举，具有过渡性和阶段性，也具有进一步完善的开放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
法院组织法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无论如何，目前正推行的中央事权—省级统管模式既是一个跨跃式的进步，但又会有很长的过渡期。但是，这一问题在理论上的复杂性又为司法改革决策的实施增加了难度。例如，宪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当然，根据领导干部的党内管理权限以及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方案，对法院院长的管理权已收归省级组织部门，但法院院长的法律地位和权限仍然需要通过同级人大的法律程序才能确认。第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命由法官遴选委员会履行专业把关程序，在经过党内管理等相关手续之后，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分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级人大常委会任命。
但相比法国的6700名法官、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的5000名职业法官来说，我国中央政府承担起包括最高法院、31个高级法院法官在内的管理工作，也还是有可行性的。(三)其他因素 除了国家结构、宪法规定两个重要因素外，影响司法权力属性的还有经济社会制度、国内各民族关系、国家幅员状况、政权层次数量等因素。
虽然这种方式与终极目标还有距离，但比起现行制度还是有了根本的进步。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省级以下地方法院人员编制统一管理制度。
(一)将各高级人民法院收归中央管理 1、中央管理司法系统的层次与范围对法治水平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五、几个前提性问题 在对如何完善中央事权—省级统管的司法体制提出建议之前，有几个前提性问题须先予阐明。在立法、行政事务中，国家将公共事权划分为中央事权、地方事权和共同事权，由中央掌握具有全国性的重要事务的管理权，而地方掌握具有较强地域性、实施性的事务的管理权。
虽然其中并未明确改变地方法院所行使的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性，但从这些事权实现方式来看，地方法院的地方属性比宪法、法院组织法对事权属性的一纸规定更加有力。在中央和地方权力的纵向分配方面，中国一向将地方的法院称为地方国家机关或地方国家审判机关，从来没有在法律上认可地方拥有排他性的司法权，即使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也是如此。
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宪法、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设置。模式四：司法权全部属于联邦(中央）事权。
二、影响司法事权属性的重要因素 一个国家的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还是地方事权，或者哪一部分属于中央事权还是地方事权，取决于国家结构、宪法制度、国家幅员、历史传统、行权方式等多种因素。可见，院长在法院里的角色并不只是一名普通的法官(在最高人民法院即首席大法官），而且是这个机构的行政首长和机关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履行重要的管理和监督职责。